父母的婚礼

　　| 周宏伟 文 |

　　1953年12月11日，百年古镇北七房的西街，传来了口琴、风琴和手风琴合奏的喜庆乐曲。在中心小学的大礼堂，正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新郎周品泉，我的父亲，年方26岁；新娘马敏之，我的母亲，芳龄22岁。主婚人是双方的长辈，也就是我的奶奶和外公。

　　父亲出身贫寒。祖父曾在私塾教书，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掳去，未能生还，留下奶奶和六个子女。一家人挤在周家巷低矮的祖屋里，忍饥挨饿，苦苦挣扎。解放军过江后，身为长子的父亲就参加了工作，由于表现优秀，很快入了党，成了乡里的农会主任。不久，父亲受命回村办学校，在周家老祠堂里办起了群胜小学。母亲是学校从城里招来的第一个老师。两年后，群胜小学被合并，两人一起调到了北七房中心小学。

　　母亲是无锡城里人，家境优渥。外公在无锡中山路上开了几间商铺，生意不错。家里有一架钢琴，母亲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弹琴唱歌是出了名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从无锡圣德女子中学高中毕业，报考了哈尔滨一家音乐学院。谁知外婆不忍独女远赴苦寒之地，偷偷把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母亲被蒙在鼓里，以为升学无望，灰心之余，听说乡下在招教师，便背着心爱的手风琴来到了群胜小学。一张被藏起来的通知书，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

　　结婚那天，母亲剪掉了留了多年的长辫子，特意请人用火钳子烫了卷发。她还穿上了咖啡色的薄呢子料连衣裙，还有黑色的高跟皮鞋。时髦、洋气的装扮，让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看直了眼。

　　父亲用老师们凑份子的钱置办了一套中山装，显得英俊潇洒。只是，两人站在一起时，母亲那双要命的高跟鞋，把父亲本就矮小的身材衬托得更加低矮，观礼的人群中发出一片笑声。拍结婚合影时，生泉阿叔偷偷地往父亲的脚下垫了两块八五砖。

　　母亲是家中独女，嫁妆自然十分丰厚。十几件檀木家具，几只沉重的樟木箱，堆在周家巷老屋的门前。乡下人哪里见过这样的排场，羡慕得眼睛发直，都说草窝里落了只金凤凰。奶奶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外公却一脸的不高兴。他个子高大，从周家巷那低矮的祖屋出来时不小心被门框撞了一下，头上起了个包。他心里憋屈得紧：“什么样的人家不好找，偏偏找了个穷得嗒嗒嘀的，哭的日脚在后头呢……”

　　外婆没去祖屋，和新娘子一起待在中心小学的宿舍里。那里是临时布置的婚房，虽然简陋，但宽敞明亮，很整洁。外婆一直在抹眼泪，知道女儿的婆家很穷，心疼女儿要吃苦头，偷偷地塞给母亲一包金银细软。后来在困难时期，家里常常揭不开锅，母亲忍痛一点一点地拿出去变卖，换来了米粮，支撑着一家人熬过了那艰苦的岁月。

　　再风光的婚礼，也如烟花那般，璀璨很快就湮灭了，留下的是那漫长的苦难岁月。母亲有一次回娘家，想找些旧棉衣带回去，给孩子们改做夹袄，翻箱子时无意间看到了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忍不住痛哭一场。擦干眼泪后，她转身回到了乡下，没有和谁说这件事。多年以后，母亲无意中提起此事，我们不禁暗暗叹息：如果母亲心愿达成，她一定会穿着光鲜的衣裳，在聚光灯下尽情地歌唱，生活也一定会浪漫而美好。可是，我们又暗暗庆幸，如果母亲没有下乡，哪会有今天的我们！母亲为了父亲，奉献了最美的青春；父亲为了家庭，劳累了一辈子。

　　父母的婚礼，距今已经70年了。书房里挂着的那张结婚照，刹那间把那些场景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