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心乡——读苏轼《乞常州居住表》

　　展赏苏轼《乞常州居住表》的传世刻本，笔墨间不见其平日诗文的纵逸洒脱，反见沉郁端凝。

　　这篇表文作于元丰七年（1084年）秋冬，无华丽辞藻，无豪情抒怀，只是一位饱经磨难的文人最朴素的求生之愿。而字里行间念念不忘的常州宜兴，是他穷尽半生追寻、魂牵梦萦的“心乡”。这是历经宦海浮沉、生死劫难后，灵魂唯一的归处，是“此心安处”的精神原乡。这份深情，藏在诗句里，浸在笔墨中，更刻进他一生的执念里。

　　绝境陈情，心乡是唯一归途

　　元丰七年春，朝廷下诏将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看似转机已至，实则漂泊未止。命运的重击接踵而至。同年七月，苏轼年仅10个月的幼子苏遁夭折。晚年得子的他，曾在《洗儿戏作》中写道：“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天不遂人愿，这个小小的生命终究未能熬过颠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几乎将他击垮。

　　他强忍悲痛继续北上。九月，舟至润州附近，苏轼做出一个看似绕道、实则本心所向的决定：暂不赴汝州，先往宜兴，亲眼看一看自己托付购置的田产，并再次买田于张公善权之间，为后半生寻一处心安之地。他在《楚颂帖》中写道：“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来到阳羡，胸中豁然开朗，平生夙愿得以舒展，在此终老，应是前缘注定。这份“逝将归老”，既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丧子之痛的抚慰。

　　十月十九日，苏轼行抵扬州，第一次上呈《乞常州居住表》，恳请准许定居常州宜兴。久久未得批复，他只得继续北上。十二月初行至泗州一带，全家老小相继染病，路费耗尽，汝州路遥，一家二十余口无屋可居、无食可继。昔日文坛才子，此刻被生计逼入绝境，无奈再撰《乞常州居住表》。字字恳切，句句恭谨，他“泣血书词，呼天请命”：“禄廪久空，衣食不继”“赀用罄竭”“举家重病，一子丧亡”。即便如此，他心中唯一认准的归宿，仍是宜兴。“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一语笃定，毫无迟疑。宜兴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避难所，而是他十几年前便许下心愿、数月前专程奔赴、一生执念的心乡。

　　表中他不求官职，不问前程，只愿得一方田园，安身立命。这份恳切，是生存之愿，更是心乡之执。对苏轼而言，眉山是故土，却年少远别；京城是宦海，满是倾轧；黄州是重生之地，亦带贬谪凄苦。唯有宜兴，是他主动奔赴、无关仕途、只为心安的精神家园。表上之后，苏轼在泗州等候。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下诏，准许其定居常州。他在《到常州谢表》中记道：“先蒙恩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寻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奉圣旨依所乞。”劫后余生，庆幸难言。他随即由泗州前往常州、宜兴，在田庄暂住，数月前“逝将归老”之愿，终于得到朝廷应允。

　　诗寄溪山，心乡早有牵绊

　　宜兴成为苏轼心乡，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早有宿命般的牵绊，藏在他写给这片土地的诗词与心事之中。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奉檄至常、润、苏赈灾。五月经游宜兴寓湖㳇单锡家。阳羡溪山清幽温润，不事张扬，却最能抚慰人心。这份恬淡，正合他内心对安宁的向往。自初见起，买田问舍的念头便已生根。

　　此后辗转南北，他始终未忘宜兴。“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之句，虽作于黄州，其意趣情怀，却与他对宜兴山水的珍爱一脉相通。他托宜兴知县李去盈在宜兴置田后，有诗致意：“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田产微薄，不足以从容终老。元丰八年春，他在《阳羡帖》中直言：“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田入不足以供岁时祭祀，他亦多次致书友人，希望再添田亩。但物资之窘，并未动摇其精神归属。这些诗词书信，无壮志，无怨叹，只有对溪山的热爱、对安稳的向往。宜兴早已融入他的骨血，成为他精神世界中最安稳的角落。

　　笔墨藏情，心乡是心安执念

　　苏轼的书法，向来以“尚意”著称，行书如行云流水，肆意洒脱，尽显文人风骨，可这幅小楷，却全然是另一番模样。它取法钟繇、王羲之，又融颜真卿的厚重与李邕的端稳，笔法上丰腴温润却不显臃肿，每一笔都圆劲厚重，内含筋骨，看似柔和温婉，实则笔力沉实，藏着外柔内刚的风骨。起笔多藏锋内敛，收笔回护含蓄，不露半分锋芒，全然是戴罪之臣恭谨心境的写照。转折处顿挫分明，偶带魏晋隶意波磔，既打破楷书的刻板，又添几分古拙质朴，通篇行列整齐、字距均匀，秩序井然，不见半分凌乱浮躁，即便书写“举家重病，一子丧亡”这般锥心之语，笔画依旧沉稳规整，无丝毫颤抖慌乱，将满心悲痛死死压在笔墨之下。

　　文辞与书法的强烈反差，是这幅作品最动人之处。表文文字直白，诉尽丧子之痛、漂泊之苦、饥寒之忧，情感浓烈滚烫，字字皆是从心底淌出的血泪；可书法却始终克制内敛，端凝恭谨，以极致规整的字形，维持着文人最后的体面与尊严。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苏轼彼时心境的真实映照：身为戴罪之臣，身处绝境，不敢将悲愤外露，不敢有半分逾矩，只能将所有苦楚、委屈、绝望，尽数藏于端庄小楷之中。这份克制的悲，比肆意宣泄更具力量，更能让人读懂他逆境中的坚守与风骨。他以最克制的笔墨，写最炽热的向往，把对安稳的渴求、对心乡的执念，尽数藏于点画之间。这篇表文，是他写给心乡的情书，无一句直抒胸臆，却字字含情。

　　半生漂泊，终赴心乡之约

　　获准定居常州后，苏轼在宜兴度过了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此前他曾写《菩萨蛮·阳羡作》：“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一句“吾将老”，道尽毕生所愿。元丰八年六月，他被起用为登州知州，不得不离开宜兴，再度入仕。此后十余年，他仕途起落，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又一再被贬，远至惠州、儋州。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惠州。前路茫茫，他做下重要安排：长子苏迈先率家眷居宜兴，又将次子苏迨、幼子苏过家眷一并交由苏迈照料，自己只带苏过与王朝云南下。宜兴田宅，成为他的家族后方与血脉根脉，他以“大儿牧众稚”记此托付之情。绍圣二年（1095年），远在惠州的苏轼音书阻隔。僧人卓契顺感其忠义，慨然自宜兴徒步北上渡江、越岭，历经艰险，将家信送至惠州。苏轼感念其高义，手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赠。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贬儋州，身处天涯，仍遥望宜兴，念念不忘“买田阳羡吾将老”之初心。溪山、田园、子孙，皆是他逆境中的精神支撑。那份归老之愿，早已从个人执念，化为家族血脉之寄。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大赦，苏轼得以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他历尽艰辛，重返常州，居城内孙氏馆（今藤花旧馆）。亲人多在宜兴，此番归来，既是心乡召唤，亦是亲情所归。只是长年颠沛早已耗尽身心，抵常州时，他已病重难支。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孙氏馆离世。他虽然未能躬耕阳羡、终老溪山，却终究魂归心乡，完成了半生之约。三十年前初见宜兴，许下归老之愿；元丰间奔赴田庐，上表乞居；晚年安置家人于此；生命最后，归于常州。眉山是根，京城是途，黄州是劫，而宜兴，是他的心乡。一生漂泊，终得心安。此心安处，便是心乡；此生归处，不负流年。（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