榉叶又青了

　　| 周明珍 文 |

　　我家老屋东南角，有一棵榉树，今年九十四岁了。树干笔直高大，昂首挺胸地立着。树皮灰褐色，有的地方一片一片地剥落，露出浅浅的红棕色。纵裂的纹路一道一道，曲曲折折往下走。摸上去糙糙的，有点硌手。枝丫一层一层往上长，到了高处微微散开，像一把撑开的大伞。

　　一过谷雨，树叶就长齐了。嫩嫩的，青青的，密密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把半边天遮得严严实实。阳光好的时候，光线从叶缝间钻下来，洒在地上，碎成一朵一朵的光斑。风一吹，光斑晃动起来，聚聚散散，明明灭灭。

　　这棵树，我从小就看着。小时候觉得高，如今还是觉得高。它年年落叶年年再青，一点也不显老。树是父亲出生那年爷爷种的。父亲若还在，也该九十四岁了——可他，五十七岁就走了。

　　那些年，家里养了猪，养了羊，还养了一窝又一窝的兔子。春夏两季青草长得快，牲口们的胃口也大。每天放学回家，我和妹妹就提着竹篮，拿着镰刀，到田垄间、沟渠旁去割草。镰刀钝了，割不动草，磨刀的事全由父亲包揽。

　　每天傍晚收工回家，父亲坐到榉树下的长凳上，先靠着树干深收一口气，然后把用钝了的镰刀一把一把的磨。树底下那块磨刀石，不知用了多少年，中间磨出了一道弧形的凹槽。他弓着背，低着头，左手压住刀面，右手按紧刀把，一下一下地来回推。“嚯嚯，嚯嚯。”动作不紧不慢。磨一会，举起来对着天光看看刃口，又用大拇指轻轻触摸一下，还不行，再磨。行了，就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把。父亲习惯将磨好的镰刀一把一把倚在树干旁，刀刃朝下，亮光光的，等我们去拿。他常说：“磨刀不误割草功，刀快了，你们就省力气。”

　　那时我们不懂事，只觉得父亲磨的镰刀特别锋利，割草一点也不费劲。多年后才明白：父亲磨的不只是镰刀，更是那颗心啊！他用那双皲裂而粗糙的手，磨顺了我们的日子。他把快意都给了我们，自己却留下了渐渐钝去的时光。

　　那年头，生产队种的是双季稻，一季赶一季，一天都耽误不得。当队长的父亲，每天踏着露水出门，披着月光回来。队里最重最累的活总是抢着干。晴天，汗水湿透；雨天，泥浆裹身。但他从不说一声苦，只是闷头干。社员们说，跟着他，没人好意思偷懒。

　　有一年暑假，“双抢”正到节骨眼上。一天中午，父亲突然不见了。到了出工的时间，社员们听不到哨声，便聚在村口，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觉得蹊跷。母亲急坏了，从村东找到村西，从集体的大田找到自家的自留地，就是不见人影。

　　后来是我找到的。我去河滩洗衣服，路过那棵榉树，看见树荫下半躺着一个人，草帽盖着脸，背靠着树干，蜷着身，斜着腿，像是睡着了。走近一看，是父亲。我马上喊母亲过来，她拉起半醒的父亲，伸手摸了摸额头，烫手。原来父亲发高烧了。立即叫来赤脚医生，一量体温：40℃。吃药、打针、吊水，折腾了一个下午，才把高烧暂时压了下去。

　　那天晚上，母亲有点生气了，她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歇过一天吗？你还要不要命？”父亲隔了好一会才开口，声音闷闷的：“耽误了农事，全队几十户人家吃什么？”第二天一早，父亲又挽起裤管，领着大伙下地了。母亲站在门口，拦不住他，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走远。那背影和平时一样，只是走得慢了好些。母亲轻声念叨：“这个人，心里装着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十亩土地，唯独装不下自己。”父亲这辈子，总是默默往前走，不回头。

　　冬天的榉树，叶子一天天黄了，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父亲站在树下看了看，知道该给它整枝修条了。他搬来竹梯，稳稳地靠着树干，手提锯子爬上去，把侧枝一根一根锯下来。枝条“咔嗒，咔嗒”掉在地上，惊飞了觅食的麻雀。锯完了，他把枝条截成小段，搭成井字形，码在墙角向阳的地方晒。晒干后，就和麦柴、稻柴摞在一起，堆成一个塔状的小丘，顶上盖着苫，那是一家人一日三餐的燃料。

　　母亲平时上灶，很少烧榉树枝。只有到了三四月份，待麦柴、稻柴烧得所剩无几时，才舍得往灶膛里添几根。她常说：“这榉树枝特别懂事，特别耐烧，火势也旺。用上它，心里踏实。”父亲听了，不说话，只是转身看了看窗外——榉叶又青了。

　　榉树一年一年地长，枝条一年一年地锯。它烧开了水，烧熟了饭，烧暖了我们的家。父亲不也是这样吗？说的话很少，做的事最多。他用倔强挺拔的身躯为儿女遮风挡雨，是屹立在我们心中的那棵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