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无锡的欲罢不能与欲说还休

　　｜王山阳 文｜

　　行走无锡城区，目光所及，除了“锡”“惠”两字外，还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字，那就是“蠡”。与“蠡”相关的地名密集分布，几乎贯穿了整个城区的地理脉络。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蠡湖，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蠡湖新城、蠡湖街道、蠡湖大道、蠡湖大桥、蠡湖之光等；除此之外，还有蠡园、蠡河、蠡桥、仙蠡墩、蠡溪路等地名。一个“蠡”字，早已深深嵌入无锡的城市肌理之中，成为山水无锡最醒目的文化印记。

　　何谓“蠡”？据《说文解字》：“蠡，虫齧木中也。”意思是虫子蛀蚀树木，并非指某一种虫，而是描述蠹虫食木的状态。显然，无锡诸多以“蠡”为名的地方，与这一本义毫无关系。当走进历史的深处，才发现其指向的是春秋晚期的一位旷世奇才。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兴越灭吴，完成一代霸业；他也是中国早期极具影响力的商业理论家、经济学家，深谙生财之道，三次聚财千金，又三次散尽家财，被后世奉为商圣、文财神，成为历代从商者心中的精神偶像；他更以通透的人生智慧为人称道，功成名就之后不恋权位，急流勇退，得以善终。苏轼曾由衷赞叹：“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此外，他与西施泛舟五湖、归隐山林的浪漫传说，在民间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为冰冷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温柔的底色。他就是范蠡。

　　夕阳西下，余晖将蠡湖水面染成一片暖红。漫步绵长的蠡堤，清风拂面，水波荡漾，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无锡素有“千年古吴都”与“百年工商城”两大文脉标识。商代晚期，周太王长子泰伯南奔荆蛮，肇建勾吴，定都梅里，开启古吴国数百年文明传承。泰伯奔吴，促成中原文明与江南荆蛮文化的有效交融。数百年后，至吴王寿梦时期，吴国日渐崛起，逐步走入中原诸侯的视野。在春秋晚期风云激荡的格局中，吴国凭尚武刚烈的民风、精良锋利的兵器与日趋强盛的国力，一度称霸东南，跻身春秋强国之列。然而，末代吴王夫差将吴国推向巅峰后，短短数年间便败于韬光养晦的越王勾践，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悲凉结局。

　　历史浪潮翻涌而过，只留给后人无尽感慨。谈及吴越争霸，这一历史变局的核心谋划者之一，便是范蠡。他是灭吴大计的总设计师，一手推动了吴国的覆灭。如此来看，身为吴地后裔、以吴文化为荣的无锡人，面对范蠡，究竟怀着怎样复杂的情感与心态？是怨恨，是伤感，还是早已在岁月流转中融为一体的文化认同？在蠡湖东部的金城湾北侧，有一条连通梁溪河的河道，旧称“骂蠡港”。清代《常州赋》明确记载：“仙蠡墩稍西有骂蠡港，谓吴人骂少伯于此，故名。”亦有诗句流传：“亡吴自问为谁治，骂蠡于今仅有村。”相传，范蠡助越灭吴之后，弃官归隐，携西施泛舟于五里湖（即今蠡湖）。故国覆灭的伤痛未平，吴地百姓得知仇人在此隐居，纷纷聚集于河道两岸，怒骂范蠡，以泄亡国之恨，这条河港也因此得名“骂蠡港”。

　　据说，当地民众后来觉得“骂蠡”二字过于直白偏激，既不雅驯，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争议，于是取谐音改为“马蠡港”。不过，地名虽改，历史记忆却未曾消失。从这一古老地名的由来可以清晰看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无锡人对范蠡始终怀有难以释怀的亡国之痛，心底藏着一份真切的愤怒与怨恨。这种情绪，源于故土情怀，源于文化认同，是人之常情，也是历史留给这片土地的深刻烙印。

　　但若将这段历史置于更宏大的历史格局中审视，便会发现另有深意。春秋时期的“夷夏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催生了中原诸侯的文化认同；然而，“夷夏之辨”却不以血缘种族为绝对界限，而重在对华夏礼乐文明的认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就是说行华夏之道者，虽蛮夷亦为华夏；违华夏之制者，虽中原亦属蛮夷。由此来看，吴越两国同处江南荆蛮之地，民风相近、文脉相连，本就同属“诸夏”之外的文化圈层。鲁成公七年，吴国攻打郯国。鲁国大夫季文子异常震惊：“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这也是季文子代表华夏面对蛮夷入侵而发出的一声悲愤之问吧？即便后来吴国因季札等先贤主动融入中原礼乐，吴国的文化地位日渐提升；不过，吴越两国依旧地缘相近、习俗相通，并非截然对立的异类。

　　吴王夫差欲攻打齐国，北上争霸中原。伍子胥谏言道：“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并由此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布局。然而，夫差坚持北上伐齐，最终后院失火，落得“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悲惨结局。但是，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越灭吴、楚又灭越，疆域更迭、政权流转本是常态，民众的身份认同更多系于邦国与乡土，而非后世意义上强烈的民族归属。自秦汉一统天下以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对立界限逐渐模糊淡化。后世民众在民族战争中，所痛恨、唾弃的往往是秦桧那般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的“汉奸”，而非各为其主、尽忠职守的贤臣良将。范蠡身为越国大臣，为自己的国家出谋划策、建功立业，是臣子本分，并非背叛华夏。从这一角度而言，历经两千年岁月冲刷，吴越文化早已深度交融，彼此取长补短，早已不是昔日兵戎相见、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因此，如果仅仅以“痛恨”二字概括无锡对范蠡的情感，未免太过片面狭隘，也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包容性。

　　凡事皆有两面，爱恨相生，因果相连。从家国覆灭的角度看，吴人对范蠡心存怨恨，合乎情理；但当战争的硝烟散尽，刀兵入库，马放南山，普通百姓更向往的是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生活。而范蠡与西施泛舟湖上、归隐江湖的传说，恰好为烟波浩渺的蠡湖赋予了一层跨越千年的浪漫美感，让冰冷的历史仇恨，逐渐被温柔的山水诗意所化解。更值得深思的是，或许正是两千多年前“财神”范蠡隐居于此，为无锡埋下了源远流长的商业基因。范蠡弃政从商，“积著之理”“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经商智慧，暗合市场规律，也契合无锡人务实进取、重商兴业的精神底色。

　　一百多年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无锡悄然发端，成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重要阵地。以荣、唐、杨、薛四大家族企业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工商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力量。他们开工厂、办实业、兴教育、惠民生，不仅推动了无锡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也让无锡成为全国闻名的工商名城。至抗战前夕，无锡年工业总产值已仅次于上海、广州，位居全国第三，实力之强，令人瞩目。

　　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春风乍起，无锡乡镇企业又一次强势崛起，“苏南模式”闻名全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无锡再度走在时代前列。百余年来，无锡商业虽历经时局动荡、起落波折，却始终商脉不绝、实业兴旺，不断书写创业创新的传奇，开创出一部波澜壮阔的百年工商城发展史。这种重实业、善经营、敢开拓、乐善好施的城市品格，与范蠡“商以济世、富而好礼”的精神高度契合，仿佛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

　　从最初的亡国之恨、怒骂于港，到后来的文化交融、山水共情，再到如今的奉其为商圣、以其名命湖，无锡对范蠡的情感，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深刻的蜕变。这种爱恨交织，最终走向包容认同的复杂心路，恰恰折射出无锡这座城市独有的特质与精神内核——尚德务实，和谐奋进。

　　闲时漫步锡东新城，还会发现两处别有深意的地名：一条兴吴路，一条兴越路。乍看之下，吴越争霸、势不两立，兴吴与兴越仿若相悖；可细细品味，才懂这是无锡独有的历史豁达。不再执着于邦国的胜负恩怨，不再纠结于往昔的情仇纠葛，而是将吴越两段历史、两种文脉尽数收纳、相融共生。这既是对千年吴越风云的淡然回望，也是对范蠡最温柔的历史回应。如此来讲，吴地的包容，从来都藏着放下过往、着眼当下、奔赴未来的格局。

　　无锡不沉湎于旧日恩怨，不纠结于历史胜负，而是以开阔的胸襟接纳历史，以务实的态度开创未来。曾经的敌国谋臣，变成了今日的城市符号；昔日的亡国之痛，化作了奋进的精神动力。这种兼容并包、化敌为友、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气度，正是无锡能够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屡经变局而勇立潮头的根本所在。

　　一个“蠡”字，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春秋往事，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文化品格与精神追求。爱恨千年，终成风骨，这便是无锡与范蠡最动人的千年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