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路上的旧居

　　童年是一个太大的题目，那短暂岁月里容纳着一辈子无法穷尽的回忆，藏匿着人生的无穷珍宝。无论快乐还是忧伤，回首童年，追寻生命最初的时光，重温那些岁月时，我心中常常升起一种庄重和美好的情愫。

　　到新庙前小学上一年级时，我家搬到东河头巷北面的斜桥下。在此之前，租住在中市桥巷和东河头巷，我对后者的印象就要淡薄得多。

　　一

　　新生路192号坐东朝西，它的南北是小河上和小娄巷。在这六七年间，我每天走在这条窄窄的小河边上，要走到中段路面才开阔一些，开阔处正好对着“少宰第”的大门。每次走过，我总会下意识地抬头注视和默念几遍“状元及第”“少宰第”。上学放学千百次经过这里，读过无数遍，却始终不懂其意。但是那几个字给我带来的威严、神秘、庄重感，还是十分明显的。

　　新生路192号是一个大院子，住着几十户人家。走进大门间是一个天井，在小孩眼睛里，平坦的砖地看起来就是一片广场，那是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的玩乐，抛铜板、踢毽子、飘洋牌、斗蟋蟀，就在这片宽敞的空间里洋溢起无穷的童趣，而我更多的时候是旁观，看着比我大的孩子在这里进行的玩乐和争斗。

　　多年后我曾路过那里，透过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的大门，窥视那给予我童年无限快乐的天井，突然发现，广场不见了，那只是一个不过几米见方的小小空间。

　　走过这个天井就是长长的备弄，窄而暗，只能走一个人，如两人面对面相会时双方必须侧身，备弄里整天黑洞洞的。当时我六七岁，每天放学回家经过这条长弄堂时，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生性胆小的我，每次都胆战心惊，从走进弄口起就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去。

　　尽管胆小，童年时最喜欢听、听得最多的却是鬼故事，也许就是这些绘声绘色的鬼故事，使我对黑洞洞的弄堂产生了使人毛发悚然的恐惧。尤其是初秋的晚上，天气凉飕飕的，下着绵绵的秋雨，那种萧瑟阴沉的情调特别适宜讲鬼，而且那种凄凉的天气真的经常会听到“鬼叫”——其实那是一种在阴雨天常常叫唤的鸟，听起来特别凄惨——怪不得人们把它称为鬼叫。常听父亲讲《西神遗事》上的鬼故事，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无锡故事。听到这些充满人情味的鬼故事，我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那些鬼故事都包含着一种难言的美感，听了还想听。

　　走过暗弄堂推门进去，经过平时不开的柴间屋门，旁边是浴锅间，再旁边是宽敞的灶间，拐一个弯就是我们租下的一朝三间的房子，中间是客堂，吃饭、会客，两边是两个地板房，不大，紧紧凑凑的，东面住着祖父母及两个未成年的叔叔，另外三个叔叔当时一个已经成家，一个在糟坊当学徒，一个去部队当了兵，都不住家里。靠西的就是我们长房一家五口，当时父母亲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二

　　在这个大家庭里，祖母是当家人，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父亲总是把钱交给祖母去开销家用。祖父在我记忆里终年斜靠在床上，但又似乎没什么大病。每到吃饭时起床，吃好后又上床，有时嘴里发出自言自语的声音，也没有人睬他。祖母则相反，是个所谓的能干人。在这个家里，除了祖父算是一个败落的读书人外，其余的都属于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市民阶层。母亲一边的亲戚则都是老实厚道的农民。

　　在祖父母住房的楼上住着一户姓徐的房西。戴着眼镜的徐先生圆圆的脸，慈祥，和气。胖胖的徐师母，同样善良，好说话。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已经出嫁，我从未看到过，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家里，叫阿琴，当时大约不到廿岁。阿琴长得有点高大，不那么秀气，但也不算难看，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同她父母一样，也是老实和善良的人。后来阿琴参加工作没多久就在一次火车事故中遇难，据说当时她是为了给别人让座位而遭遇不幸的，否则不至于把性命丢掉。我不知道徐家两位老人是如何面对这打击的，我曾经在我幼小的心里默默地为阿琴惋惜，为含苞待放的青春，同时也为徐先生和徐师母。

　　租居朝南一面，隔一个小小的天井，住着一户邻居姓龚。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家的男主人，只常常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烫着头发微微发胖的女人，穿过我家的客厅急急匆匆地去后面的厨房忙这忙那，大家都叫她龚师母。龚师母是一个好人，为一家人整天操劳着，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都面带笑容。而实际上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该承担着多少难以想象的压力。龚家客厅里摆着整套的红木家具。龚师母有五个子女，大儿子已工作，很少回家，印象中长得很洒脱，两个女儿正当妙龄少女，女儿下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童年的我对龚家的两个女儿印象尤其深刻，可能源于男孩子潜在的性心理。大女儿锦霞属于那种又漂亮又时髦的类型，二女儿不如姐姐漂亮，但性格泼辣、爽脆，讲话无所顾忌，小名老虎。常听到父亲同龚家的两位千金小姐大声地说话，开玩笑，嘻嘻哈哈的，她们从未有过一点羞涩或者气恼，这在当时，应该是属于观念开放的女孩子了。

　　母亲带着我曾多次去龚家白相，与两个女儿聊天，她们都叫母亲“大阿嫂”，相处得很融洽，像一家人。

　　在紧靠小天井的朝北小间里，住着龚师母的婆婆，一位满脸皱纹颤颤巍巍的矮老太婆，都叫她龚老太。在这间终年没有阳光的小屋里，龚老太从容地度着晚年。每天早上，她总把浸在清水里的一口假牙给自己装上，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假牙。龚老太的气质里仍保留着大户人家的风范，尽管已经败落，仍不失骨子里的矜持和高贵。

　　龚师母的脸上永远挂着和善的笑容，龚先生却始终没有出现过。

　　三

　　童年是快乐的，同故居连在一起的回忆都是温暖的。就连那大门前的马路，隔壁的理发店、小食店和自行车行，不远处的馄饨店，对面的小裁缝店、大饼油条店、包饭作坊，也都一概透溢出一股温馨的气息。

　　每次理发由母亲陪着去桥堍下的理发店，我常常让一位长脚的理发师傅给我理发，他长长的脸，从没有笑容，但很老实和善，理发起来手脚很轻，小孩的我服他。有时他不在才让一位矮脚男人给我剃。靠近桥堍的那家馄饨店，质次价高，我们吃馄饨尽量不去这家店，而去较远的大市桥，那里的过福来馄饨店在全市很有名气，馅心大，汤鲜。路对门的裁缝店是常去的，人长得快，需要做衣服，母亲陪着去量体裁衣。大门隔壁那家小食店的老板娘同母亲很讲得来，母亲常带着我们弟妹去聊天，顺便买些花生瓜子之类的小食消闲。

　　斜桥下附近好像没有浴室。每次洗澡都要跟父亲去北门外的天乐浴室。父亲因为在那家浴室的附近做事，常去，同堂倌熟。天乐浴室的堂口在楼上，不大，但干净，服务员都很可亲，有时同小孩子开起玩笑来也让人受不了。好多年后市里新开了一家大浴室无锡浴室，我曾在那里看到过“天乐”的服务员，勾起我儿时洗澡的回忆。在天乐浴室，我这个小孩总能享受到单独一个位置的待遇。有时洗好澡回家，已是晚上，好多时候是坐黄包车。一坐到黄包车上我总是打瞌睡。遇上冬天，总会路过一个烘山芋的露天小摊头，油光锃亮的纸牌上写着令人垂涎欲滴的三个大字：“烘山芋”，站在一旁的摊主穿着破棉衣，在冷风中颤抖着身子。有时从浴室出来父亲同黄包车夫谈不拢价钱，就只得步行回家，于是我就感到很失望，但父亲也会有补救的办法，用省下的车钱带回一些吃粥的油氽黄豆之类，或者到盛巷口北端一家小面店吃一碗阳春面，那面的味道算得上是鲜的，但那种鲜味总有点怪，据说是用了廉价的鲜酱油。

　　遇上父亲高兴口袋有钱的时候，我偶尔会有一次由他带着上大市桥的机会。大市桥是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一到那里，眼前豁然一亮。除了一爿爿的店铺外，灯光下的露天摊位一个连着一个，人头攒动，摊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各种卤食品和油炸食品，油氽花生、油氽豆板、猪舌头、猪肚、熏鱼、酱鸭、卤肫、酱牛肉、酱兔肉、酱黄雀等。在童年时的我看来，这些都是顶尖级的美食，色彩夺目，香味诱人，可望而不可即。有时，父亲会掏出一点小钱，买回一包较廉价的熟食，香喷喷的，让全家人打打牙祭。那俨然属于过节般的享受了。

　　说起吃，在旧居附近，有两样美食是难忘的。一样是油酥饼。斜对面那家大饼店，早上出售的是经济型的大饼油条，一到下午，就做起较讲究的油酥饼来了。其实油酥饼的价格比普通大饼只多两分钱，五分钱一只。每次买回家来吃，总是一边吃一边酥极的外皮往下掉，溶化了的白糖馅心，常常黏黏糊糊地流出来，那滋味，又香又甜，一直甜到心里。当然这样的高级点心不可能是常吃的。另有一样美食是斜桥下大河上阿二的馄饨，那是馅心极少、皮子极薄的绉纱馄饨。有一次乡下外婆来城小住几天，临回去之前一定要请外孙吃一次阿二馄饨。那天我与外婆两人去阿二馄饨店也许太早，小店还刚在生火，我坐在那里等了好一会。看着老板娘急急匆匆地用隔夜馅心包了一碗馄饨投入锅内。旁边有几个小女孩，那是老板的女儿们，穿得十分破旧，带着羡慕的眼神看着同她们差不多年龄的我有滋有味地吃着馄饨。馄饨满满的一碗，上面放了不少佐料，又香又鲜。外婆坐在旁边，一眼不眨地看着外孙吃，自己不吃。我吃得满头大汗，馄饨汤里好像有胡椒粉。阿二家的馄饨果然好吃。

　　四

　　旧居的厨房后面，起先还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天井，可算是后院，给人有点荒凉的感觉。母亲曾在后院的空地上种过一棵桃树，那是利用夏天吃完的桃核随手种下的，不久后居然出了苗，桃树当然没有长大，更不指望能结果，但是看着树苗一天天长高，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乐趣。以后母亲又在住房窗前的小花坛上种了一枝番茄，竖了藤架，那里虽然没有太多的阳光和空间，番茄还是长大了，还结了小小的果实，为此母亲和孩子们欢喜了好一阵子。

　　后院以后不知何故被一堵墙封住了，只剩下一口井的位置，全家的吃水就是这口井里的水用生矾打清的。

　　回忆童年，回忆新生路，那有限的岁月里，蕴藏着无限的意味。这种缥缈恍惚、漫无边际的感觉当然更多是属于心理和情感上的。

　　童年是无限的。旧居是永恒的。

　　长大后，小时候的旧居成了我一生的精神故园，成了我永远难以化解的乡愁。

　　｜张振楣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