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家书里的翁婿实业情

　　今年是荣德生先生诞辰150周年，钱江编著的《荣德生年谱长编》、武汉市档案馆编纂的《烽火家书：抗战时期李国伟亲友书信选》（李国伟系荣德生长婿）先后正式出版，为荣氏家族研究增添了重要力作。现撷取这两部著作中全面抗战期间荣德生与李国伟的往来信札，还原那段峥嵘岁月里翁婿两代实业家在经营分歧中坚守实业、在烽火硝烟中维系情谊的动人故事。

　　内迁之争：战乱中的实业抉择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两天后荣德生离锡西行抵达汉口，寄寓于长婿李国伟处。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汉口局势日益危殆，当局严令在汉工厂内迁，“非拆不可，否则炸毁”。

　　围绕汉口申新四厂、福新五厂是否内迁，荣德生与李国伟这对翁婿意见相左。荣德生及上海股东反对内迁，认为路途遥远，战乱时期企业难免蒙受损失，主张“一动不如一静”，按上海既有办法将工厂“出租”给美商以求庇护。而以李国伟为首的“少壮派”，坚持要将工厂迁往内地，坚守民族实业。

　　尽管意见不合，李国伟仍紧锣密鼓筹备内迁。1938年4月，申四福五内迁正式启动，那时日军已逼近武汉。8月迁运全面展开，主要分两路进行：一路以重庆为目的地，李国伟亲赴重庆选定猫背沱为建厂基地，将1万锭纱机、80台布机及部分漂染、整理设备、日产500包的面粉设备拆迁装船，沿长江溯流上运；另一路前往陕西宝鸡，运送2万锭纱机、400台布机和一套3000千瓦的发电机组，沿铁路、公路西行转北上。

　　已离汉赴沪的荣德生听闻消息后，连续致电李国伟、华栋臣，要求企业不要内迁宝鸡，还请身在重庆的薛明剑通过吴稚晖向当局协调。李国伟复电称“拆迁已定，无法挽回”，薛明剑也回电称“无法转圜”。至此，申四福五内迁正式定局，翁婿间的首轮争论告一段落。

　　窑洞工厂：烽火中的基建创新

　　企业迁至后方后，落地重建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宝鸡厂区，基础设施匮乏，机件物资、建筑材料、动力资源等异常短缺，还频繁遭遇日军军机轰炸。1940年8月的一次轰炸中，厂区中弹20多枚，厂房严重受损，1114包棉花被焚毁，多部织布机、纺车被炸坏。

　　为躲避轰炸，李国伟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窑洞工厂”的方案，并报送上海。1940年1月5日，荣德生复函表示支持，同月，长乐塬山坡的窑洞开挖工程启动。但到4月中旬，荣德生代表申新四厂股东利益，发公函给李国伟，以耗款费时、效果不明为由要求停止建设，提议“开掘窑洞耗款费时，不若就平地上因陋就简建造临时厂房”。随后，荣德生又两度致函，在商议其他事项的同时，坚持前议，称“目下为急进计，只能如此；为经济计，殊不划算，日后仍须改建合式平屋，该洞只能作堆存之用”。

　　历经一年多建设，窑洞工厂于1941年2月28日全部竣工，4月19日正式投产。全厂共有24孔窑洞，全长1500米，面积4847平方米，中间有六排横洞联通，形成巨大的地下空间，安装了两万纱锭，清花、梳棉、并条及粗纱四个工段均设于其中。

　　5月22日，窑洞工厂投产仅一个月，敌机再次轰炸，炸毁房屋20多间，屋外堆放的面粉机械和一千余包棉花受损，而窑洞车间内的纺纱机器完好无损。荣德生得悉后回复：“此后无论原料制品均不宜堆置于显露之处，最好多挖窑洞，以便堆存，即使于工程上稍费，亦宜为之，且需从速进行。”上海的股东们终于明确表示支持窑洞工程。

　　奖酬之辩：法理与人心的平衡

　　1940年底，李国伟致函上海的荣德生、荣鸿元等主要股东，建议将申新四厂首次迁川2300锭当年度盈利提出若干，作为内迁职员的报酬和对有功人员的特奖，并附上拟授予特奖的人员及股额方案。

　　荣德生于12月15日致函反对，指出申四、福五是无限公司组织，未经股东会同意不允许新股东加入。不久后，他又去函“嘱特施恩惠”。1941年1月4日，李国伟致函询问：“不知对于该单，何人可以有股份关系，请摘出示知；拟给股若干，亦请谕及。”1月23日，荣德生回复称，“四系无限，股东不易种入，种入须得全体股东承认，现在局势，‘全体’二字难说”，表示前面所提的“特施恩惠”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无法代表全体股东，提议“只能分钱，此经理有权可行，照理做，决无异议”，自己可让出部分权益，也可由申四骨干人物瞿冠英、章剑华和华栋臣、华迩英兄弟认购，推测其他股东不会反对。荣德生坚持认为，奖酬需符合“法理”，招纳新股不符合《公司法》，入股必得全体股东允许。他解释，此举是为避免“不合者入内作乱”，增资扩股是“利害相关”的大事，必须“慎之”方能“保永久”。

　　5月7日，李国伟再致函荣德生、荣鸿元、华栋臣，解释吸纳新股东对老股东收益影响不大。信曰：“以前纯益金作十二成分派，十成为股东所得，二成为总经理、经理及同事所得（以前总经理分二成中之一千分之一百廿）。今改为十四成分派，十成为股东所得，一成为总经理及副总经理所得，三成为经理及同事所得，较前不过增加百分之五点六五，较之股份公司以六成为股东所得、四成为同事所得者，尚属枯薄。”但这一解释未获上海方面谅解。

　　荣德生的反对，引发李国伟的不满。碍于翁婿情面，他未直接争执，却在致常驻上海的申四高级职员华栋臣的信中大倒“苦水”：“凡事应凭理智，应凭良心而行，不可出尔反尔，横加凌蔑至如是之甚也！”“弟对此局所大，而仍受此谴责，毫不见谅亲友。人非草木，谁能无憾！”左右为难的华栋臣复函解释并提出引咎辞职，“如此可表明心迹”。

　　9月27日，荣德生次子荣尔仁致信姐夫李国伟，进一步解释反对升股的原因在于“酬股不如酬现”。据荣尔仁此信所记，荣德生认为“人心无定，可同患难者未必可同安乐，可同安乐者未必能同患难”，升股应“脚踏实地，以实力自愿为宗旨”，与李国伟提议相左“非不欢迎合潮流，实为未来计耳”。

　　李国伟与荣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终达成折中处理：重新调整申四老股权，保持荣德生名下股权占29%，荣鸿元名下股权占31%以上，荣家股权总占比60%以上，同时奖励对内迁有功的职员。这场争执终告一段落。

　　翁婿情深：烽火中的“慈”“孝”坚守

　　尽管荣德生与李国伟在企业经营方向上屡屡意见相左，但烽火岁月中，两人始终维系着“慈”“孝”的翁婿情谊。

　　荣德生为避战初到汉口时，身为长婿的李国伟热情安排食宿。晚年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深情写道：“并为余置备寓所暂住，即在批发处后面鼎安里宿舍，出入极便，供膳极丰，家具物件均备，殊不觉避难之苦，至可感也。”

　　1939年12月30日，李国伟离开宝鸡，考察甘肃、四川等地，1940年1月7日抵达重庆。随后，他给荣德生写去近五千字长信，详述一路见闻、风土人情与经济状况，汇报申四福五两厂前两年经营状况及计划分配事宜，并提及凤县开煤矿的计划：“凤县煤矿之计画，要当于今岁竭力，先图其成，以答尊命耳。”2月3日，荣德生致函同意开矿计划：“凤县煤，能觅得佳处为幸”，并同意营业分润办法，申明自己应得的分红“从未收过，由栋兄转告，归侄（按：荣鸿元）收集还人”。

　　那时身在上海的荣德生，感慨“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心中暗觉神伤”，在信中向长婿倾诉：“在余本是一片诚心，不顾自己，但求不坍台，不料得此战事，先兄作古，人事变迁……余心中感激，惟不会花言巧语，俾奖诚在心中，不能取信于人，时时猜疑，可笑复可闷……而恶劣之徒，欺我乡曲，视为应得，可恨亦可怜，此业之所以不振也。”尽管过着“寓公”生活，荣德生的创业热情不减，1940年2月26日致函李国伟吐露心曲：“此次因战而转移目光，得力必在农工，年富力强之青年，实有无限希望……社会事业亦勿以年老为忧，目下留心壮健，用吾经验，并不以无钱为虑，亦不以有钱欲存放为念，前以商为目的，后以工为目的。”1941年1月23日，他在致李国伟的信中再言：“余廿六岁至民国四年为创业之第一段，五年至廿六年为第二段，今后为第三段，仍作青年思想，闭门造车，期望发展。所以一一先事预备，纺织以前者注重复业，以后注重铸造、修配……再议扩充。”

　　家常琐事也成信中牵挂，1939年荣德生七女成婚，他特意在致李国伟的信中告知：“七女嫁后尚好，七婿伯忠老诚平稳，余又去一心事。”同时，九女意欲前往重庆干事，让老父亲有了几分担忧。荣德生说：“惟九女自欲效力为痴，日间将抵渝，望大女（按：李国伟妻荣慕蕴）劝之，由女界老前辈指其迷途，女子干事谈何容易。”这份对家事的坦然相告，恰是翁婿间无须设防、情谊深厚的最好佐证。

　　｜陆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