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基里纪事

　　安基里，是江南司空见惯的小村庄。熟悉它，是我当年插队落户的经历；深知它，是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历史。

　　它处于苏锡交界的厚桥镇南侧，那里土地狭窄、村庄密布，处在若干村落包围之中。在方圆不到一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南水渠、司马巷、低坝上等10多个自然村落。

　　在不靠山、不邻水的地方，明清以来安基里却成为锡东闻名遐迩的存在。它深沉的底色、悲壮的故事，自带一种深远而神秘的气息。当地有民谣：“安基里石头多，盛家桥瓦爿多，嵩山脚下鞋皮踢拉拖。”石头多，说的是安基里的建筑大多是深墙大院，料石砼基，砖木结构。插队的那些年里，时任大队书记的浦文锦在社员集会时，曾多次讲起安基里荣耀的历史。安基里本户浦氏世代传家，到清末民初，兴盛至极，富甲一方。环村挖河设围，条石驳岸，村中建有房屋九十九间，四角建有碉楼（也有说是碉堡），南北进出有两座吊桥。东侧有桑园、养蚕场，西侧有廪仓粮库、养马场。居中是偌大的浦氏宗祠、义庄和戏台，后进则是浦家主厅和寝室院落所在。穿过东西两侧花窗厢廊，分列着浦氏兄弟老大兴倌、老二赓倌的七进九开间宅邸大院。庄外南边半里外码头上自然村是浦家水运专用码头。庄内除浦氏本姓外，还有钱、王、蔡、朱等几家外姓，皆是浦氏主家的佃户和“灰皮田”的经租户。浦家如何成为锡东有名望族，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有的说是明清时搭救过赶考贡生，贡生致仕拜官后报恩所致；也有的说是收敛“长毛”（太平军）兵败后遗散近乡的金银财宝所致……种种传说，莫衷一是。但可以佐证的是，尽管豪富一方，但浦氏也好善乐施、宽厚待人，但凡灾年歉收或庄户有难，或减租降息，或粜米赈民，在庄户口中有“大善人”之称。

　　抗日战争时期，兵燹肆虐，家道多舛。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常熟登陆，挥兵西进，杀伐无阻。想不到在安基里却遇上二愣子的浦家老二赓倌，他血气横生，振臂捋袖，带着手下几十个家丁和日本鬼子干了一场。结果安基里村子毁了一半，赓倌被日本兵架在木柴堆上活活烧死，挫骨扬灰。侥幸活下来的兴倌开始颓废厌世，吸毒宿娼，曾一夜输掉一跨房。此后，安基里一蹶不振，辉煌不再。

　　新中国成立后，安基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蜕变。土地改革期间，浦家把安基里附近的土地、残存的房屋分给原来雇佣和周边没有房产土地的佃户，把外乡外地的土地上交给当地政府。因为安基里的房屋墙厚脊高、梁粗柱大，许多佃户因分得这样的住房而得意不已。没过多久，以安基里为中心，联同周边的南水渠、司马巷、低坝上等10多个自然村，成立了高级社。不久，厚桥乡又改成了人民公社，以安基里为中心的自然村就组成了生产大队，取名维新大队。安基里的义庄成了大队部、小卖部、卫生室和农资代销点，东侧祠堂则变成了大礼堂、公共食堂和安基里小学的所在地。在那“吃饭不要钱”的年代，安基里村民们群情激昂，使出浑身解数，为周边大队树起了一个“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鲜活典型。没过多久，公共食堂歇火了，卫生室关门了，小学搬到低坝上自然村去了，安基里又开始尝试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

　　在之后的岁月里，安基里人变得格外的沉静、内敛，显露精明、务实、谨慎的本色，回归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淡然和平静。他们奉守“以粮为纲”的天职，经年累月地整田平地、填河造地，打造丰产田和吨粮田。不满单一农业的微薄收入，也会私下悄悄地种瓜植桑养蘑菇，还请了上海、无锡老师傅，添置精密小车床，搞起了磨具加工。不多时砖瓦厂、拉丝厂、五金磨具厂等企业在安基里拔地而起。粮食增产，连年完成国家“统购征购”任务；集体增收，村级积累和农民分配不断增加。1974年仲夏，苏州地委书记携八大县委书记和有关部门领导视察了维新大队。过后不久，在时任乡党委书记沈森源提议下，“维新”之名因显得墨守成规而改为“创新”。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的经营权交还给了原有的村民，生产大队变成了行政村，队办企业改成了私人企业，又冒出来若干新的私营企业。随着新世纪锡东地区城市化浪潮，散落在安基里村子里的企业又陆续搬到新建的工业园区或更远的地方去了，多数自然村的村民也被拆迁入镇、安置上楼了。

　　梦沉至今，纸上还乡。穿过几处散落残存的民舍，抬眼处，进村路口竖立着规划建设美好乡村的宣传牌。后背空旷的土地上，建起了几处依稀相连的绿化林带，数十个果蔬种植大棚，在我干涩的眼帘里添上一抹生机。心想，或许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写的：“当一切都成为过往，它依旧在看不见的远方荡漾。”

　　纪事，是一种乡愁。愁，也不愁。安基里原有的物理形态或许正以另一种新的形态涅槃重生。（王安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