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晚清著名思想家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士族家庭，是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起者。薛福成从办洋务到守海防到出使欧洲的经历以及其著作，对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国防、外交、新闻、出版等领域，可以有多方面的启迪。

　　幕府生涯

　　薛福成少年时，太平军东进江南，薛家流离失所。薛福成面临内忧外患和激烈的思想碰撞，放弃八股，立下“济时艰而匡世运”之抱负，写出《选举论》批评科举流弊。他广览兵法、战阵、天文、地理，研究中国2000年兴衰成败。同治四年曾国藩剿捻北上，沿途张榜招才，薛福成呈以《上曾侯相书》，力陈“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条对策。曾国藩十分嘉赏，入参戎幕襄理政务。曾国藩死后赴苏州书局任职三年，深谙书籍的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为日后在海外印制出使日记埋下伏笔。

　　光绪元年（1875年）新皇登基广开言路，薛福成上《应诏呈言书》，含“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呼吁“欲图自强，先求自治”，引起朝野重视。被李鸿章招入幕府，办理外交和文案。提出《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等许多极有见地的谋略，是李鸿章的智囊和助手。

　　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知清廷欲筹建海军，便上书欲为担纲。清政府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舰艇添置，总管中国海防。薛福成对此强烈反对，向李鸿章上书申述：赫德已控制清政府海关收入，再兼任总海防司，兵权与饷权皆落入其手，便会借权牵制南北洋，继而牵制总理衙门，数年之后便不可驭也。李鸿章依照其意告知赫德：军事不能遥控，须得亲赴海滨专事练兵，总税务司之任须得交给别人。赫德不肯放弃他经营多年的总税务司，兼任总海防司之事也就告吹。此事显示出薛福成的维权立场和应变机智，广受称赞。

　　光绪七年（1881年），薛福成提出组建北洋海军的构想，李鸿章根据他的构想建立北洋海军。薛福成在曾、李幕府度过了二十年时光，在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多方面皆有建树。

　　打赢海战

　　1883年8月，法国海军攻占越南不断挑衅。清政府于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任命薛福成为浙江宁绍台道。8月，法国远东舰队击沉福建水师七艘舰船，清政府不得已向法国宣战。1885年3月，法国舰队攻击招宝山炮台，中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战——镇海保卫战打响。

　　浙东华洋杂处，城内建有法国天主教堂七处，内藏大炮，教徒操枪练武。薛福成要求法国侨民移往江北，以便稽查保护。法国主教拒不搬迁，指责薛福成不保护教民。薛福成指出：“如教会人士不迁移，两国交战之际发生人员伤亡，一切后果自负。”僵持月余，法国主教只能按薛福成的意见将法国人迁移到指定地域，避免了侨民教众充当奸细的可能，也消除了因侨民伤亡而引发的外交争端。

　　法国人攻击中国港口必然需要“引水”。薛福成以国际法中的中立法与各国领事交涉，使法国军队找不到一个人做向导，无法进入港口。

　　定海与镇海隔海相望，一旦被法国攻下，北上可攻京畿，南下可取沿海诸省。此时中方兵力严重不足，薛福成严密布防，尽护诸军，几次打退法国舰队的进攻。他想到了中英之间曾经签订的一个关于舟山的条约，本是中国的一个屈辱条约，但事急从权，薛福成作《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翻译成英文寄往英国各大报纸，说明法国占据舟山对英国在上海和香港的利益会产生威胁。英政府一改之前偏袒法国的做法，来电表示如果法国占领普陀，英国将帮助驱逐法国军队。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将主要力量用于防卫镇海，而法国也不敢动定海分毫，无力在中国沿海坚持，终于落败。此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全胜海防战。

　　出使争权

　　清廷中许多保守的士大夫颟顸无知，盲目仇视、漠视西洋，皆回避任使出国。薛福成的外交眼光与才能受到清廷倚重，1887年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他在“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条件下，以强硬的骨气和过人的才干，赢得了多项外交上的成功，也赢得外国人的尊重。

　　英国占领缅甸后，欲向我国云南扩张。清廷对英有过阻止，但未达成明确规定。薛福成认为其中包含隐患，向清廷建议与英严正谈判。清廷苟且偷安，以不开罪洋人为上策，领土丧失无关紧要，故而回答薛福成：不便提出。后因英国在滇缅边界制造事端，才同意薛福成与英交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薛福成引用国际法有关规定，据理力争，英方不得不承认薛公使的合理要求，中国得以收回一些已被侵占的主权。

　　薛福成多次以尖锐言辞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在此过程中，他不但要同外方对手交锋，还要承受来自清廷内部一些人的攻击，责怪他“多事”“好名”“贪功”。对此，薛福成愤慨撰文说明“既受此任，不得不为。不能不为边境筹数十年之安，外以对强敌，上以对朝廷，庶不负此高官厚禄与数万里之远行”“与名利二字毫渺不相涉”。

　　出使欧洲四年，积劳成疾，回国途中染病，不幸去世，享年56岁。出殡回无锡，墓葬于太湖之滨，现为滨湖区生态园，怀悼者终年不绝。

　　奉使记事

　　总理衙门遣使出国有一项规定：要求在外公使定期呈送日记，叙述海外见闻和国际形势，兼及西学新知。一时间钦使日记如潮，其中薛福成的出使日记最多最好，最负盛名。

　　薛福成先经香港、新加坡等地，这些地区以前都是荒岛，而“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他十分看重欧洲的工业，“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工为其基，商为其用。”主张中国“效欧罗巴用机器殖财养民”“若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对西方经济进行研究之后，薛福成实现了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向商办企业的转变。洋务运动时期，他在《筹洋刍议》中提出了振兴工商的三主张：一曰“贩运之利”，即发展运输业；二曰“艺植之利”，即发展农业；三曰“制造之利”，就是要创办企业发展工业生产。这里是指官督商办企业，他认为这种企业“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但是中外战争失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式行不通，应该建立由私人经营的企业，它有“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的优势。他是私营企业的最早倡导人。

　　他在出使生涯中花了很多精力考察民主政治，深感其优越性，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他发觉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商业文明，民主政治更是其要津。他特别关注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议会制度。薛福成指出议会的核心是“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即上、下院与君权、相权相制衡，国家就能“一出一入，循环无穷”。他认为只学习西方的船炮，不学习政治制度，乃舍本求末。

　　薛福成的思想走在同时代的很多人前面，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优越感。他说西方各国一切“政教均有可观，唯独三纲五常之训究逊于中国”。这些思想缺陷也是近代乃至现代很多人的通病。

　　薛福成的思想缺陷是历史前进中的正常现象。在他之前，魏源、林则徐已主张“睁眼看世界”，薛福成睁大眼睛细看了欧罗巴，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并非“离中国越远的地方越是蛮荒”。他直言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下的朝贡外交早已过时，应完全放弃，通过国际法和国家实力来改变在西洋的形象。这些论述打破了两千年来封建王朝“蛮夷率服，万国来朝”的美梦，纠正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历史错觉。

　　他还用事实指出：西洋各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若不变，则彼富而我贫，彼巧而我拙，彼疾而我迟，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言词恳恳，就差未提“科学”一词。

　　令人赞赏的是薛福成对西欧的文化艺术也有考察和描述。他写的《观巴黎油画记》，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以来，几度保留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中。

　　历史影响

　　薛氏家族是近代无锡乃至近代中国的名门望族。故居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学前街152号，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无锡的后起之贤陈翰笙、薛萼果（孙冶方）、薛慕桥等人无数次地来此瞻仰、研究。全国各地的学人、官民，皆一批批来此观摩。

　　比豪宅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薛福成起草公文函件皆顺应时势，切中肯綮。他发挥日记体无定式、兼容并蓄的优长，不仅有新闻、通讯、评述等报刊文体，又有国书、照会、咨文、条约、函电等外交公文，还有序、跋、书信、札记等私人文体。现存日记有稿本和刊本两个系统。读者群体从上层官员向普通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扩散，大凡家中有识字之人，总有薛福成之书，原先的西学新知渐渐成为大众常识。

　　薛福成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处于同一时代，虽未见交往，但思想相通。他去世后只四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而他在世时就一直主张变法，对“我守上古圣人之法”的谬论痛加驳斥。他多次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变法之深浅，取决于对世界认知之多寡。世变小，则治世之法因之变小；世变大，则治世之法因之变大”。梁启超把《四国日记》和海外文集列为言西事之书中的最佳作。谭嗣同等六君子皆将薛福成著作视为“洞彻洋务”的楷模，变法之依归。辛亥革命的领袖皆研读过薛著，并希望学校向贫苦学生赠送薛著，“勉其留心国际形势”。欧美多国有各种语言的薛著的翻译本，凭此研究那段时间的中国史以及国际关系史。薛著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成为学界研究的常用版本。

　　薛福成的著作成就来自实践的砥砺，也受惠于对新闻纸的广泛涉猎。知来龙而晓去脉，悟以往而识今朝。他的出使日记可视为我国报刊盛行之前的“前文本”和“准报刊”，是西学新闻化的一种形式。他呼吁国内学习西方开办民报，但要吸取其经验教训，无论是采新还是稽旧，都要严格遵照真实，只有固守真实才有人阅读，虚伪的报刊终归会被人识破，弃如废纸。（黄胜平 姜念涛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