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文艺情缘

　　孙冶方（1908—1983）是我国20世纪卓越的经济学家，出生于江苏无锡玉祁镇，原名薛萼果。读小学时喜欢看《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爱好音乐、戏剧，演过当时流行的新戏。学界公认，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家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张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新经济体系的卓越探索者。进入新世纪，北京建起一座雄伟的世纪坛，镌刻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一百多位圣贤，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到周公、孔子，到蔡伦、李时珍……在第一百四十二座的位置上，便是孙冶方。

　　在“孤岛”文坛领导抗战

　　孙冶方的主要功绩，是他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但他一直情系文化艺术。留学苏联期间，对苏俄文学情有独钟，喜欢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巨匠的著作。他与俄语老师谈起这些文学大师来，总让老师惊叹：一个中国学生比苏联的学生还精通苏俄文学。

　　20来岁的孙冶方在上海已经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出现，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文艺评论也相当出色。他用“勉之”的笔名，在1930年12月《读书月刊》上发表《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1931年4月的《读书月刊》上发表《今日的电影艺术》，文笔清新而老成，没见过他的读者都以为这是一位年长的作者。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11月国民党军队退出淞沪，上海落入日寇的魔爪。因上海租界仍隶属中立的英、美、法等不同国家管辖，日军不能进入，故被称为“孤岛”。中国共产党利用“孤岛”的特殊政治环境，于1937年11月在此秘密成立江苏省委，领导抗日救亡。省委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孙冶方担任第一任文委书记，副书记为曹荻秋，成员有夏衍、田汉、巴人、梅益、顾准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领导下，文化艺术工作在多个方面展开。公开出版的刊物有《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刊》等。话剧、京剧、沪剧、越剧、曲艺不停地演出抗战的节目。《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等革命歌曲处处可闻。当时的上海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中心，文化艺术成就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当时也有人说，敌寇就在眼前，哪有心思唱歌演戏。孙冶方他们认为，敌人最骇怕的就是我们镇定的态度、必胜的信心、民族的气节。我们的同胞和战士需要文学艺术的鼓舞和激励，我们用诗歌做鼓点，用歌咏、演戏做号角，与我们的同胞、战士心心相通。枪炮弹药是抗战的武器，文学艺术也是武器，我们用文字、歌声、表演与敌作战。

　　上海地下文委把救亡文艺的重点放在戏剧上，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等13个专业的救亡演剧队，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田方、王莹，音乐家冼星海，戏剧家洪深、宋之的、阿英等人俱参与编剧排练，先后演出了《赛金花》《夜上海》《离离草》《上海屋檐下》等戏，影响甚大。后来演出队开往前线和大后方，成为抗日戏剧的主力军。

　　专业队演出的同时，组织业余戏剧演出，许多工厂、学校成立小型剧团，在街头表演活报剧，观众甚多，于是创办小剧场售票公演。孙冶方后来提供的党史资料说：当时各界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在新光大戏院璇宫剧场、新世界商场下面的绿宝剧场演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还回忆说，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当年的成绩是不算小的。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戏剧、文艺的感召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抗日的洪流中。

　　抗战戏剧遭遇日寇、汪伪政权的敌视、侦探，明知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抓不到把柄。党的文委的核心领导依靠广大民众的掩护，处处谨慎，一直安全。孙冶方不苟言笑，研究问题好像谈家常。批评意见往往严峻，但不严厉。对年轻人总是很慈祥，一副温柔敦厚、宁静致远的样子。孙冶方对日伪一直十分警惕，多次对夫人洪克平说：要是我过了午夜12点还没有回家，就不要等我了，那一定是出事了。你要销毁文件立刻离开。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孤岛”中的文化思潮错综复杂，孙冶方既要紧密团结好各方抗日进步人士，又要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展开讨论，辩明是非。那时有人低估鲁迅的作品，认为《阿Q正传》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孙冶方用孙一洲的笔名，写了《向上海文艺界呼吁》，在1938年12月的《译报周刊》发表，文中说，“《阿Q正传》还是今日中国所需要的文艺作品，因为中国出现了无数阿Q式的人物”“只要社会上还需要有革命家存在，鲁迅风的杂文都是革命家手中的一种有力的武器”“希望文艺作家能以鲁迅先生一样的泼辣尖刻的笔调来画出侵略者、汉奸、妥协论者的嘴脸”。他还发表《守成与发展》《题外的文章》两文，提倡“鲁迅风”，用来为民族解放而战斗。

　　孙冶方还用他在苏联留学时看过的作品作为佐证，他写道：果戈理的文笔不仅是暴露俄国黑暗的农奴社会的有力武器，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是暴露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厉害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还会有丑恶与黑暗的东西，不去暴露它，怎么会消灭它呢？

　　一番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让各方观点趋向一致。1938年底，《译报》编辑部召集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到会的有钟望阳、柯灵、阿英、唐弢、王元化等37人，其中有些是互相争论过的对手。大家联名发表了《我们对“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形成了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一个多月后出版了《鲁迅风》杂志。回头再读孙冶方当年的文章，可看到一位革命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交汇的光芒。

　　鲁迅风的延续成为千万革命者的精神支柱，也造就了孙冶方本人的硬骨头。

　　“孤岛”文化维系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前后四年多。不仅留下了许多光辉的作品，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演艺人才和组织管理人才。建国后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回忆说：是孙冶方和顾准他们，使我们这些拼命吸取知识但不太懂事的小青年受到良好的熏陶。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生活在欢腾的气氛中，心里的阳光没有被任何云翳吞没。

　　为《天云山传奇》打抱不平

　　孙冶方一辈子爱好音乐。几度住医院，最感快慰的是听古典音乐，总是托人去买西方著名音乐家的唱片。肝癌动了大手术，他的病房里播放着贝多芬的昂扬的生命交响乐，他说听着能减轻疼痛。

　　他对文学、电影方面的新闻往往获知很快。1978年冬到1979年春，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是新时期的早春二月。作家鲁彦周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发表在文学期刊《清明》上，受上海电影制片厂邀约，改编成电影剧本，由谢晋执导，于1980年底拍成影片。号称“传奇”，其实是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品，说的是一个平常而又悲怆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天云山考察队政委的罗群，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恋人宋薇与他分手，嫁给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领导。而宋薇的好同学冯晴岚则在罗群落难时与之结为夫妻。这对夫妻在艰难困苦中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当罗群得到平反，冯晴岚却死于贫病。

　　故事平常，但涉及反右斗争，在电影创作中还是头一次，政治上太敏感，送审及放映都不顺利。公映之初受到普遍赞扬，很快就流传一些来自上层的说法。有的说影片把右派说成英雄，把党员领导干部说成抢走别人未婚妻的坏人，要下令禁放。有的说虽然不好禁放，但不得出国展映，不得参加世界电影节。有报刊载文批评这是一部倾向上存在问题的影片。《文艺报》在1982年开展了4个月的讨论。这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和名誉所长孙冶方的关注，他看了《天云山传奇》，对一同看电影的同志说，这是一部宣传落实党的政策的好电影，怎么能说是玷污党的形象呢？饱经政治迫害过的这位老革命家看出，争论虽然是就一部电影出现的分歧，其实涉及深刻的政治内涵，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尽管许多经济研究的事压在肩上，他还是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光年通了电话。40多年前他们在上海一起从事左翼文化和抗战救亡工作，素来投契。张光年接到老领导的电话十分高兴，细听下去却又为难——孙老已经确诊肝癌，不忍让他劳神，便委婉相劝：你还是保养好身体，写你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吧。孙冶方没有接受老友的劝告，表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张光年深知孙兄的脾气，他认定是正义的事，只管冲上前去，不管代价后果如何。于是说：既然一定要写，那就写吧，但不要太过费神，不要着急，慢慢地写，一天写它一点儿。

　　就这样，孙冶方在病榻上用了8天，写出了8000字的《也评<天云山传奇>》。很快在《文艺报》1982年第6期刊发。文章说：给《天云山传奇》戴上“毁坏党的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切记反右、反右倾等历次运动的教训，乱飞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来了。文章语重心长地强调：如果把建国以来32年党所经历的道路说成是笔直笔直、百分之百正确、毫无弯曲的康庄大道，那么，非但不是事实，而且对于吸取教训、避免今后再走弯路毫无好处，只有害处！

　　这篇文章发表后，社会上广为传扬。当年上海文委期间的老搭档、文艺界前辈夏衍立即致函过来：我认为这是评《天云山传奇》的最公正、最有力的佳作。主持该片创作、拍摄的上影厂厂长徐桑楚说：孙老的文章在舆论上形成了一个转折点，赞成影片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小。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的那天，同是十二大代表的孙冶方和鲁彦周，经王元化引见会面。鲁彦周深情地说：孙老，您不知道您的文章给我减轻了多大的压力！孙冶方回答：你写的这部影片，对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们应当谢谢你。

　　1983年2月初，身在国际电影节上的谢晋闻知孙冶方病危的消息，打电话给孙老的家属，说要提前回国，请求到医院做最后的探望。当谢晋来到孙冶方的床头，孙老已经命若游丝。谢晋抓住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禁不住眼泪汪汪。孙冶方吃力地睁开眼睛，用颤抖的声音说：历史不能再重演啊。这是孙冶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文坛的话，也是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话。

　　｜ 黄胜平 姜念涛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