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协同推进网络谣言治理

　　谣言是古已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今借助网络传播、移动传播、社交传播、智能传播等传播形态的特有条件而具有更快流传速度、更大波及面。谣的本义是徒歌，即随口唱出、无音乐伴奏的清唱；泛指谣谚、歌谣；又指谣传。《新华大字典》把谣言定义为“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传言”。《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谣言存在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之所以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能被古人口耳相传、今人在网络上传播，原因之一是所流传的东西有某些方面迎合了大众的某些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从而一般人容易接受甚至相信。

　　在网络传播条件下，谣言传播变得更加具有流传性与冲击力，不仅信息如潮覆盖，而且信息推送找人；不仅是一般性流传，而且因为是社交平台上熟人所发而更易于接受和相信；谣言不仅包装得易于传播和接受，而且可能虚假信息伴以似真信息左右，难以分辨；再加上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送服务技术的运用，算法所推送信息是基于对用户信息需求偏好、行为特点甚至是个性弱点的累积画像和实时捕捉进行，既推送有事实依据内容，也可能推送了事实依据不足甚至虚假信息。这既显示出网络谣言治理的特殊难度，也更凸显治理网络谣言的急迫性、重要性。

　　梳理网络谣言现象传播机理、传播链条，涉及社会多个方面，包括所涉主体、互联网平台、内容制作者、传播者、公众和监管部门，建立、优化网络谣言治理机制，就要在基于共识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

　　社会主体有效沟通是减少网络谣言产生的前提。谣言止于真相。要想实现更主动的网络谣言治理，所有社会主体，特别是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类学校以及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等，都要进一步增强内部管理、公共治理和公共沟通等能力，进一步增强以人民为中心履行职责的工作成效，从而有效削减相关谣言可能产生的概率。现代社会治理之所以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流言止于智者”，就是因为从源头上看有些工作不到位，给网络上各种想象留下了产生土壤，给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留出了空间。这其中，既包括所涉社会主体对内部人员、事务等管理不到位，行业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不到位，也包括新闻发布、公共沟通发布不到位。更需改善的是对社会情绪、心理脉动的及时感知和巧妙抚慰，是对社会关切、信息需求的敏锐发现和及时回应，是对连带问题、质疑动向的警觉防范和及时处置，是对重要事实、工作措施的及时发布和多元沟通，等等。概括而言，不仅要把工作做到位，还要把沟通做到位；不仅要把民生服务做好，还要把民众心理需求和情绪脉动把握好。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人会相信传言甚至会转发后来被证实的网络谣言，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理由，即网络上戏谑而言的“谣言，有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客观上，有些口耳相传的流言被后来传播出的事实所印证，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传言的接受心理和接受可能，从而使“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传言”也有了更多被接受的可能。有学者指出，谣言产生与相关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即事件越重要却又越信息缺失，谣言产生的可能性与其效应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两因素趋向零时，即变成不重要或信息很充分时，谣言就没有产生与传播空间了。

　　互联网平台必须负起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主体责任。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大差异，就是前者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传播为基本特征。不仅传播，相当多数与谣言相关内容制作也须借助互联网平台才得以完成。总体上看，口耳相传效率很低、不断变化；没有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分发平台等的助力，网络谣言就不可能有如此大传播力和破坏力。互联网平台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还需要根据自己平台的传播特性、技术特性、运行方式等制定一系列防范、识别、治理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则，形成有效内部治理机制，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在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上负起主体责任、发挥平台功能。

　　公众必须增强网络谣言的识别、抑制、排斥能力。在网络传播条件下，公众既可能是相关谣言内容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传播者，甚至可能自觉不自觉成为相关谣言内容的制作者。让公众不传谣的前提是不信谣，不信谣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谣言识别能力。网络谣言尽管多变，仍然有一系列特征可以识别。增强警觉之心和识别能力，就可以少受网络谣言的侵害，更可以避免不当转发。最重要的还在于政府要切实提高监管能力。要进一步织密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增强包括科技手段在内的监管能力，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相关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素养和预防、识别能力，从而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导，实现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