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溪桥：远去的古镇

　　在无锡，说起江溪桥，凡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多会有深浅不同的印象。什么什么桥，在江南一带，往往是农村一个村落或者一个集镇的名称。江溪桥就是一个集镇，而且是一个曾经非常繁华的江南集镇。它地处当今无锡市的东南方，已经成为新吴区的北部门户，江溪街道的一部分。想当年，这里既是无锡市的远郊农村，又是无锡市的卫星城镇。江溪镇以她特有的风姿屹立在无锡的东南方，为无锡的发展也助上了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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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已经很难说清楚江溪桥是如何孕育成长发展的了。估计是因为东亭通向江溪桥的一条大河，与这里的江溪河交汇，形成独特的水路交通环境而逐步发展形成的。在解放以后，这里曾经发现了三国时代东吴著名大将黄盖的墓。由此推断，江溪桥在三国时代就小有规模，这里也有可能是个军事重镇。如果这样，江溪桥可能有近2000年的历史。

　　当然，从解放初到江溪桥拆迁的整个江溪镇遗传的老建筑来看，重点发展时期还是在明朝及后来的清朝和民国时代。由于人们喜欢临河而居，经济则崇尚交通便利。财主们的田地尽管远在数里甚至十多里以外，但是他们都集中居住在这里，使这里成为财富和人口的集中区，也促进了这里经济的蓬勃发展。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形成了一个包括紧靠一起的几个卫星村在内约2.5平方公里、具有典型江南风格的繁华重镇。镇上一度古木参天，溪水绿如蓝，江花红胜火，景色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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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昔多灾多难的时代，使该镇人口变动很大，随着时局的变化，从数百到数千上下波动。解放前，这里长期是附近大片农村地区的行政中心和以粮食为主的商品集散地。最大的变动和灾难，一是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大减，房屋也损毁不少；二是日寇侵华，人口被杀害好几百，离开江溪的本地居民不少，房屋烧毁近半，元气大伤。

　　江溪桥的人口有一个特点，即杨姓占据大半。据江溪桥的杨氏宗谱记载，江溪桥的杨氏祖先，是北宋理学家杨时，他的孙子后来从福建来到江溪桥附近的双板桥，后又迁移到江溪桥。通过至少十几代人的创业繁衍，成为这里的名门望族。解放前的无锡有“北孙南杨”之说，指的就是北边有石塘湾的孙氏族群，南边有江溪桥的杨氏族群。江溪桥原来的姓氏大多迁徙到其他城市乡村，很少在江溪桥居住。如朱姓原住民，原是这里的大族，他们在这里还建有一座大祠堂。在清末民初上海滩发展起来以后，朱姓居民一夜之间全部去了上海，只留下一户在江溪桥看守祠堂。这种现象在江南各地农村多有发生。但是从朱姓的迁徙来看，这未尝不是好事，他们为自己族群的新生开辟了一条新路。江溪桥的族群从此开始发生了重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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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江溪桥的杨氏，可能由于老祖宗的理学传统影响，思想文化比较保守。从无锡城穿越好几里路的乡村田野来到江溪镇，必须进入一座比较高大的圈墙。高墙上方有两个砖雕大字“入第”，意在你将进入封建科第区域；在圈墙反面上方则有“出孝”两个大字，意在你将离开坚守忠孝节义的地方了。这一座圈墙和那四个字向人们宣告了江溪桥的文化宗旨。真是苦心孤诣啊。

　　据说，在民国时期，无锡的荣德生在创业时期曾经专门租了一只汽艇来到江溪桥，拜访这里的杨氏族长，说服动员这里的财主投资他的企业，可是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和批评，他们坚持“种田万万年”和“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反对现代工业社会，也使当时的江溪桥一度失去了进入现代文明的机会。江溪桥的杨氏成为了固守陈旧生产力的代表。当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慢了一步，但是杨氏族群也发生了分化。大量杨氏儿女走出江溪桥读书学习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开辟新生活，创造新事业。大批人才在全国各地崭露头角，全国工商教育文化艺术界也有江溪桥人的身影。不少原来的顽固派人物也采取各种方法，告别故里走向全国。例如有的财主不惜用“灰皮田”的方法把土地永远出租给人家，仅仅收取少量的租金，一次性收取一定的出让金出去创业。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南第一燕”瞿秋白笔下的江溪桥也终于悄然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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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回到作为江溪桥的外部形态的历史。江溪桥滥觞期的形态我们已经很难回忆，史料也比较缺乏。江溪桥最繁华的时候是抗日战争前夕。尽管江溪桥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使江溪桥成为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集镇，但是它毕竟也在被动地向前迈进。抗战前夕，江溪桥一直是周边地区（大部分时期称为景云乡）的行政中心。江溪桥的街道有前街、后街、东街和西街，均临河而成。另外有好几条小巷。商业门面房结构比较简单，高高低低，鳞次栉比，一式推槽板。最兴旺时，有各类商业店铺100多家，解放初还有40多家，茶馆曾经就有四家：上午喝茶，主要是谈生意，交流信息，调解各种纠纷；下午主要是听书，客人来自四面八方。镇上除了名目繁多的服务业外，也有酒坊、糟坊和染坊，还有竹木铁等等手工作坊。中药店有两家，除了卖药以外还有药师、药工和坐堂医生，帮病人治病开药方。每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江溪古镇河两岸、桥上下，熙熙攘攘吆喝呼喊热闹非凡，大有“清明上河图”的气势景象。

　　说起江溪桥的桥，最有名的桥梁当然首推江溪桥和学士桥（因华太师是大学士而得名）。学士桥在江溪桥的南面，与江溪桥同样，都是东亭华太师出资建于明朝，用料之考究，建造之精美，均不亚于南门清名桥。由于这里是标准的江南水乡，河道纵横，镇周边还有好几座各种结构的小桥，恕不一一道来。因为江溪桥和学士桥都不适应现代交通，解放后先后被拆，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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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常常暗藏着文明的密码，记载着历史的印痕。谁也说不清江溪桥的房子哪一座是最古老的。人们只是知道江溪桥的先辈在这里生息繁衍至少有一千几百年。伯渎河流经江溪桥附近，与江溪河相通，泰伯带领吴地先民挖下了开凿中国运河的第一锹。江溪桥那时也会有民众参与。这是正常的逻辑推理。可以用考古作出证明的至少也在宋朝之前。

　　以前的民居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不单是风风雨雨，更有文明的冲击甚至战火的考验。从现存的大约数百间房屋来看，除了占据大约一半的商业用房、教育用房和其他用房以外，真正高端的房屋就是财主家的生活用房和厅堂，另外有财主们捐款建造的祠堂。这些建筑的建造时代，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财主们的住房除了其中一小部分佣人住房和堆放杂物的库房以外，基本上都是两层楼房。从时间来区分，越早建造的房屋相对比较简洁，除地面尽量跟上时代用青灰色的大砖铺设，梁、椽、柱、窗等等较少雕刻装饰。到了明末清朝，房屋走向豪华，雕梁画栋普遍化，内墙较低处普遍用薄形的青灰色砖贴面，造价越趋昂贵。即使是外部，也有明显的不同。屋顶屋檐，尽显富贵气派。明代则没有那么繁华。那个时代，盗贼经常光顾富贵人家。为了防御，一些财主特地把房基挖得很深，筑得很宽厚，围墙也是这样，就是所谓的“高筑墙”。少数富贵人家还有私家园林，里面有池塘假山花草树木，但是规模一般不算大。

　　江溪桥的建筑有个特点，那就是重视厅堂。富贵人家普遍有小型的厅堂。大富大贵的人家就有很宽大的厅堂，有时用作族群聚会商议大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文昌阁、阁老厅、桂花厅、嘉会堂、养初堂、留耕堂、怀德堂、积善堂等等。江溪桥的杨氏在东西南北有四座祠堂，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周边还有朱氏祠堂、林氏祠堂和毛氏祠堂。这些祠堂在结构上均以厅堂为主，并各有称号，不一一列述。

　　江溪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房屋。我一直在寻找是不是有西式的钢筋水泥砖石结构的房屋。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了解到，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去上海创业的杨仲清先生在江溪桥建造了一座标准的“洋房”，由于规模不很大，坐落的地方比较偏，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知道了，其意义深远，特地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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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祠堂，江溪桥的杨氏最重视对祖先的祭祀，每年的农历三月初十和九月初十是祭祀日（春祭和秋祭），解放前每逢这个时日，各地杨氏后裔云集归来，周边远方的客商趋之若鹜，江溪桥人山人海，热闹程度超过一般的节场，似乎江溪桥是杨氏的江溪桥一样。

　　江溪桥的慈善事业值得称道。江溪桥早就有义田、义庄和义塾，对穷困族亲进行救助，甚至对非杨氏的穷苦家庭也予以帮助，对他们的孩子免费招收入学。江溪桥的开明士绅在治理江溪桥时也讲究与时代文明接轨，整个江溪桥河道沿岸很早就陆陆续续筑起了石驳岸，确保了江溪桥的河道运输；整个镇上的保安工作土洋结合逐渐推进；消防工作很早建立，被称为“救熄会”；至于电力，也是全无锡市周边街镇最早通电的，通电后，给江溪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这里的造船修船行业以及运输业得到快速发展。江溪桥造的船被称为米包子船，比当时同样有名的西漳船大不少，一船一次可载20多吨，为无锡米市的发展增强了推动力。不少手工作坊逐渐走向机械化，江溪桥开始展现出青春活力。

　　遗憾的是，日寇侵华，江溪桥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由此引出了“冷落江溪桥”的流言。解放后不久，1956年，由于江溪桥失去了地区行政中心的地位，不少工商小企业搬迁到坊前，江溪桥再一次衰落，再也没有获得恢复的机会。特殊时期的“破四旧”，使传统文化受到损伤，大量文物书籍古玩字画甚至家具被焚烧。江溪桥人民心中的镇镇之宝、由三名浙江师傅花三年时间在一根大型古黄杨木上雕刻的精品“暖桥”被付之一炬。这个名副其实的古镇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至于后来的拆迁，大量收集老古董的人们络绎不绝来到这里，收买甚至挖掘寻找古董，只是为一个已经逐渐消逝的古镇再唱一曲最后的挽歌罢了。

　　就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名副其实的古镇离我们而去了，但她永存于历史和我们的记忆中。（陈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