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刘半农

　　牢记历史的刘半农

　　刘半农，乳名寿彭，上学时改名为复。1910年下半年，还有半年就可以中学毕业的刘半农，因其生性不羁，常有逸出校规之举，再加上其平时锋芒毕露，同学多生羡妒，便藉端群起攻击，校长再也不能庇荫，故被常州府中学堂除名。回家后，受其小学母校江阴翰墨林小学校长王翊堂之聘，于1911年上半年在学校教书，月俸仅有10元。教学之余，他与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吴研因提倡白话文，自题笔名“咄农”。刘半农自谦只及吴研因一半，自题笔名“半农”，后觉笔耕实非农民，一度改署“半侬”。

　　1912年二三月间，嫌江阴地方小的刘半农，向妻弟朱组绶借了5元钱路费，与弟刘天华去上海谋生。经朋友介绍，进了开明剧社，任文字编辑。后又经剧社负责人李君磐介绍，与《时事新报》编辑徐半梅相识，再由徐半梅推荐介绍，刘半农遂能常在《小说海》《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以侠士豪客、才子佳人为题材的小说，如《卖花女侠》《髯使复仇记》等，义胆侠情，芳草玉树，赚取了读者的泪与笑。时论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才力较高的作家之一。这时刘半农沿用笔名“半侬”或“伴侬”，意指其作品拥有固定的读者群，其真实姓名刘复反而鲜为人知。

　　1917年，刘半农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后，深感自己的笔名“伴侬”或“半侬”，与北大充满着革命性和战斗性的氛围很不适宜，于是就把“伴侬”和“半侬”改为“半农”。见刘半农改了自己的笔名，其好友钱玄同就逗他说，白面书生用“半仙”还差不多，怎么用“半农”？有点不伦不类。周作人则“抓住一点（抓住刘半农脑子里残存着的才子佳人的思想），不及其余”，建议刘半农改笔名为“半伦”。

　　周作人的“半伦”论实在有点促狭。为何这么说？因为“半伦”出自这样一个典故：清代文学家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颇为轻蔑。由于他家中仅余一妾，因而常戏言自己名下只剩“半伦”。这位“龚半伦”名声不好，不仅对父亲不孝，而且还引领洋鬼子去火烧圆明园，怎么口诛他都不为过。

　　可刘半农听了周作人的“半伦”后，非但没一点恼怒，反而幽默道：“我从事砚田力耕，难道不算半农？我父辈、祖辈以耕读为本，我自号‘半农’，一可以表明身世，二可以牢记历史。”“伴侬”改“半农”后，刘半农走出了“才子佳人”的虚幻世界，走进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位“新青年里的战士”。

　　狡黠、幽默的刘半农

　　创办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因订户少，至1917年底，杂志面临停刊之忧。1918年，轮值编辑钱玄同，为增加杂志订户，扩大杂志发行量，与刘半农商量后，策划、炮制出了“双簧信”：钱玄同假扮成一个顽固保守的“王敬轩”，亲自捉刀，弄出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王敬轩君来信》。信中集合了保守派人物的种种言论，特别是把矛头指向林纾（字琴南）。此信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另一位轮值编辑刘半农则针锋相对，写了万言书《复王敬轩书》发表在《新青年》上，对这位子虚乌有的“王敬轩”在其信中提出的观点，进行逐条批驳。刘半农与钱玄同策划、炮制的“双簧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非但使《新青年》杂志订数猛增，而且使林纾们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与革命文学阵营接上了明火，双方唇枪舌剑，将新文化运动搅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也使《新青年》杂志一跃成为国内最受瞩目的刊物，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刘半农和钱玄同还喜欢抬杠。刘半农说：“我们（指刘、钱两人——笔者注）两个宝贝一见面就要抬杠，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抬抬杠也就算了，刘半农还居然写了一首题为《抬杠》的打油诗昭告天下：“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世上如有好抬杠的人，不妨读读这首诗，学学刘半农抬杠中的那种幽默、机智、可爱，而不是在抬杠中赌气、揭短，甚或恶语相加。

　　爱显摆的刘半农

　　对刘半农与钱玄同策划的“双簧戏”，中国现代文学史多予以正面评说，但胡适则对刘、钱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颇有微词，甚感不安。胡适一贯主张行正途者不走诡道，要光明正大，不要使阴招。因此，1922年，胡适在撰写文学革命史时，还视“双簧信”为文学革命的一大污点，并不认为它是“佳话”“美谈”。

　　尽管胡适对“双簧信”持不同意见，但没有影响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的友谊。刘、胡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也有很俗之处，就是两人喜欢显摆自己。胡适喜欢显摆自己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头衔。他喜欢同事和学生叫他胡博士，而不太喜欢叫他胡教授。当时在北大，同为教授的刘半农，其社会地位远不如胡适高，同时还由于刘半农有“鸳鸯蝴蝶”的“前科案底”，因而常遭人讥讽。他死活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他与胡适是同岁，都属兔子。于是一些人总喜欢调侃他俩：一洋一土，胡是仙界的玉兔，刘是尘间的野兔。这给刘半农的精神刺激是很大的。然而胡适并没有看轻刘半农。举例为证：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在北平逝世。10月14日上午10时，北大举行刘半农追思会，北平文化界有不少名流参会。在众多好友的发言中，胡适说的一席话最为真挚，不妨抄录如下：

　　“半农与我相处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回忆过去，我等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寓今日第五宿舍之卯斋，当时同室者，计有陈独秀、刘半农、赵元任及余共八九人，每日除读书外，即以谈玄为消遣。在我国干支时辰上讲，卯本属兔，我等所住之宿舍，即卯字斋，而同室多属卯字者，适半农辛卯年生，我亦辛卯年生，陈独秀较我长十二岁，生辰为己卯，故当时同学，皆称我等为一群兔子，而称我等宿舍为‘兔窟’。今日回忆斯情，不胜留恋。”

　　曾被当时北大学生谑称为“野兔”的刘半农，以勤为径，发愤努力，终于凭自己的实力，于1920年8月，被当时的教育部选派出国官费留学，先上英国伦敦大学，翌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主修语音学。1925年3月，刘半农的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通过答辩，被法国学术机构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还被巴黎语言学会吸收为会员，并获得法兰西学院康斯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刘半农的文学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与胡适的哲学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可以相提并论。于是刘半农洋洋自得，每每在众人面前标榜自己是“国家博士”。

　　但不要以为刘半农很浅薄。我还是以胡适在刘半农追思会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尾：

　　“半农先生为人，有一种莫名其妙之‘热处’。其做事素极认真，其对于学术之兴趣极广博，故彼卒能成为歌谣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专家、俗字编辑家，彼此成功，完全由于一‘勤’字。兹有一例证，当彼在世时，对于音乐最感兴趣，然其喉不能唱，耳不能听，手不善弹。由此可见其天资愚笨，但他并不因此灰心，终日以机械之方式，来作声音之探讨，结果不但对音乐能以讲通，且发明各种测量声音之器械。由此一点，足以代表半农一生治学之精神。”

　　意气、本真的刘半农

　　胡适对刘半农、钱玄同的“双簧信”，一直不以为然。但鲁迅的看法与胡适的看法截然不同。鲁迅认为“双簧信”是攻破敌阵的良法，谓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是顶呱呱的“好伙伴”。

　　但最终刘半农和鲁迅还是失和了。他俩的失和，都是由一些小事累积而成的。1926年3月，刘半农重印清代过路人（亦名张南庄）以鬼说事的讽刺小说《何典》，请鲁迅作序。鲁迅潦草成文，寥寥数语，言明是“难为旧友的面情”，认为此书“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后来鲁迅在评点章川岛校点的《游仙窟》时，又不厚道地敲打了刘半农一下：“至于书头上附印无聊之校勘如《何典》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尽管如此，刘半农还是大度地向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建议，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请台静农写信给鲁迅征求其意见。1927年9月25日，鲁迅复信台静农：“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1928年2月27日，刘半农在《语丝》四卷九期上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在其亲撰的编者按中出现硬伤，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而史实是林则徐被革职后，被充军新疆伊犁，1850年冬在广东普宁病逝。时隔一月余，鲁迅在编辑《语丝》四卷十四期时，刊登读者洛卿的来信，纠正了刘半农的错误。刘半农受此修理后，再不给《语丝》寄文章了。又过了几个月，刘半农与鲁迅在一次宴席上相遇，彼此形同陌路。

　　1930年2月22日，鲁迅写信给章廷谦，说明自己为何不回北京教书，原因之一是“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谣言，但疑心很重的鲁迅，却偏信了谣言。

　　刘半农死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赵元任、周作人等文化名人，对刘半农的评价是很高的，但鲁迅的那篇《忆刘半农君》的悼念文章，打破了只说亡友好话的成规。鲁迅说“半农的活泼，有时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还揭发已失和多年的老友刘半农曾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更特别强调刘半农“确是浅”。

　　针对鲁迅对刘半农的如此评语，鲁迅之弟周作人很不以为然。他赋诗感叹：“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在周作人眼中，刘半农是“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在众多朋友心中，刘半农的可爱可贵之处不在于“浅”，而在于他的真。

　　｜王荣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