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古运河上的文化帆影

　　古人开挖运河，最初主要用于运送兵力的军事目的。后来，运河的经济价值开始跃升，粮食和其他物资成为运河运输的主要货物。宋人张方平就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实际上，作为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上文化的南来北往从未停止过。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大运河的文化线路意义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此，撷取明清两朝无锡的三则故事，寻觅古运河上的文化帆影。

　　安国北上：传播活字印刷术

　　安国，明代中后期无锡人氏，“性资警敏，多谋韬略”，在商业活动中屡算屡中，积得巨赀，人称“安百万”。无锡流传有“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的歌谣。

　　安国家赀富饶后，因酷爱桂花，在家乡后山遍植丛桂，自题住所为“桂坡馆”，人称安国为“桂坡公”。《无锡县志》载：“安国，字民泰，富几敌国。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冈，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又西林胶山，安氏园也。嘉靖中，安桂坡穿池广数百亩，中为二山，以拟金、焦。至国孙绍芳，即故业大加丹雘，与天下名士游赏其中，二百年来东南一名区也。”

　　同时，安国“好古书画彝鼎，购异书”。他铸造活字铜版，以“桂坡馆”的名义刊印图书。他印书校勘之精细，质量之优等，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明代俞安泰在安国所印的《初学记》跋中说：“安氏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清初安璿在《安氏家乘拾遗》中说：“翁（指安国）闲居时，每访古书中少刻本者，悉以铜字翻印，故名知海内。今藏书家往往有胶山安氏刊行者，皆铜字所刷也。”钱谦益说：“金陵本为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家，深以为快。”这就是安氏印本深得藏家重视的明证。清代学者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中高度赞颂安国的业绩：“胶山楼观甲天下，曲桥华薄荡为烟。徒闻海内珍遗椠，得一珠船价廿千。”

　　安国进行铜活字印书，大致始于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也正是这一年，南京吏部尚书廖纪托他代印自己所修的《东光县志》六卷，九年后的1521年告竣。这一年，安国放舟北上，船中叠放着一摞摞簇新的《东光县志》。

　　安国此次进京的路线是：沿运河一路北上，在山东登岸游泰山，接着继续舟行，过歌风台，经临清抵天津，随即入京，拜访了廖纪，送上《东光县志》。

　　廖纪在《送锡山安民泰北游南归序》提及安国为人，追忆了曾经与安国的交往。“君名国，字民泰，别号桂坡。居家孝友，处乡和睦，交友忠信。延师教子，以讲明道义。轻财好义，以延接四方贤士大夫。多积古经书子史若干卷，闻人有奇书，必重价购之。复置活字铜板，印行以传四方。时饥疫，出粟若干石、银若干两以赈济之，又推其余粟数千石以周乡之贫乏者，未尝取息。其为人制行多类此。余昔承乏南吏部，闻其家有活字板，托印邑志，书成送予”。安国在《安桂坡游记·东游稿》中较为详细地谈到此事：“予好游。虽历览吴浙名胜，而大观则末也。金台为我朝建都重地，观光之兴，未由率举。正德辛巳，南天卿龙湾廖公闻予家有活字板，间以《东光邑志》托予翻印，斯文礼通，遂成深契。越甲申，圣天子知公之才，起掌铨衡，居北署。乙酉之春，走使期会。……龙湾又称吏侍温、孟、李三公，均有好古之雅，引为荆识，果辱优礼。”

　　安国与廖纪的交往，成就了印刷史、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大运河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所印《东光县志》是我国最早也是唯一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也是运河沿岸的剧县（政务繁忙的县）县志。

　　愚公南下：西湖的一场昆曲盛宴

　　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年六十岁的邹迪光率家班沿运河放舟。晚明时期，无锡是苏州周边昆曲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文人雅士痴迷于昆曲，他们兴办家班，组织演出，极大地活跃了昆曲舞台。在这批文人中，邹迪光及他置备的家班尤为引人注目。

　　邹迪光，字彦吉，无锡人，出身官宦之家，大明万历甲戌（1574）进士，官至湖广提学副使。万历十七年，邹迪光罢归，在惠山下筑愚公谷，自称愚公。邹家班在当时的戏曲界十分有名。王永积《锡山景物略》载：“愚公谷即海内所传邹园是也。……梨园两部，尤冠绝江南。”从有关记载来看，这两部梨园应该是男班与女班各一。《锡金识小录》载：“（邹迪光）无一事不求其至者，妖姬美妾充轫”，“优童数十，极一时之选”。杭州张岱谈自家声伎时也说：“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遂破天荒为之。”史玄《旧京遗事》载：“常州无锡邹氏梨园，二十年旧有名吴下。主人亡后，子弟星散，今田皇亲家伶生净，犹是锡山老国工也。”

　　运河交通便利，明代各地家班得以沿运河往来于扬州、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之间游动演出，乃至乡野村间，也流行起了昆曲。这次邹迪光率家班沿运河南下，一路行至杭州城外的北新关，等候报关通行。河流设卡之所，便是人流骈集之地。邹迪光已是戏瘾难耐，令家班的伶人吟唱昆曲，旁若无人般欣赏起来。邹迪光《调象庵集》卷十八有《舟过北关，令家童捻管度曲，两涯间皆出视，次若抚兄韵》诗：“霞幢云翣拥回波，杨柳丝丝曳棹过。宝瑟半弹《别鹤操》，玉童齐唱《懊农歌》。麝兰香焰浮赪鲤，麈尾谈高出翠蛾。书在关门腾气紫，谁来乞得五千多。”《别鹤操》，乐府琴曲，此处意在表达漂泊水上的离别情绪。《懊农歌》，即南朝时期的吴声民歌。此处当非写实，即当时玉童齐唱的当非民歌，而是借以指代用吴地声腔唱曲，即昆山腔（昆曲）。

　　几天后，邹迪光船至西湖，又是一番戏曲盛宴，引得行人跓足围观。《调象庵集》卷十八有诗记：《秋日尚热，西湖舟中命侍儿作剧，人来聚观，至夜分散……》。同书卷三十《西湖游记》载：“余命童子衍新剧，至二鼓罢去，居人游客驾小舟聚观，以数十计。每奏一技，赞叹四起，欢声如沸。”

　　邹迪光是极求“雅”之人。同时代的潘之恒《鸾啸小品·原近》记：“（邹）授法曲师，务律齐而矩列。画地以趋，数黍以剂。登场者惴惴，惟逸之是虞。”邹本人也曾十分得意地说：“余家歌调实求之于雅，一切金银假面，诨语俚语都所不用。人知其妙而未必真知所以妙也。”此次南行，时时求“雅”的邹迪光，意气之风发，风雅之张扬，跃然纸上，颇有魏晋风度。这是个性使然。无怪乎钱谦益评价“愚公亡，而江左风流尽矣！”站在西湖边上回想这段故事，便不难想象当年邹家班吟唱昆曲的情状是何等之“风流”。在喧闹的市井间，升腾起超凡脱俗的雅乐。那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不必追问那一刻行人们听了是否久久难忘，纵然放在今朝，恐怕也是要让人念想三日。

　　北塘香灯：“他邑未有也”

　　农历二月十五前后，春意萌动，柳叶吐翠，正是游春踏青的好季节。家住小娄巷的秦琦约上三两好友，驾上一叶小舟，早早去往惠山赏春游玩。

　　这一天，他们在惠山脚下的龙头浜登岸，到惠山寺进香，在二泉品茶，还赏玩了当地特产泥人，兴趣盎然。夜幕初上，他们又登上小舟，前往黄埠墩。那里有一场香灯盛会在等着他们。

　　明代前期，成祖夺得天下后，自诩受北方真武帝君佑护，于是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兴修道观，祀奉香火。自此，武当香火盛极一时，各地纷纷附和，每年进香人流蔚为壮观。江南松江府、苏州府和常州府一带信道者，纷纷雇佣适合长距离航行的艨艟巨舰，每二三十人一船，汇集成百十艘乃至数百艘的进香船队，沿运河行进，经镇江进入长江，一路向西直达武汉，再入汉水进抵均州，登岸上山。大运河无锡段北塘一带水域十分宽阔，且四通八达，十里八乡而来的香船会约定俗成在此汇集过夜，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北塘香灯。无锡为此流传这样的民谣：“二月半来采茶看，北塘沿河香灯闹。”这一习俗，一直沿袭至清中期以后才渐渐衰微，民国以后则完全湮没了。

　　每到此时，北塘热闹非凡。香船依次泊定，入夜之时就在桅杆顶上悬起香灯，船上有多少香客就要点多少灯。这些灯从桅杆垂下，一盏接一盏，如贯珠，似流星。灯光映入水中，河中又出现串串灯影，灯灯倒映、枝枝朵朵，水上水下融成一体。

　　香船之数以百计，看香灯船的船更多，常以千数。这些香船来时，以鸣锣为号声。无锡百姓听到锣声，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塘运河边去观看香船。普通百姓挤满北塘码头，士人富商则纷纷乘坐载满歌伎的看船赶来，边饮酒边观赏。看灯船同样挂满灯笼，不过与香船不同的是，看灯船的灯并不悬于桅杆之上，而是悬于船窗口。香船的灯往往是纸灯，而看灯船的灯则花样众多，除了纸灯，还有各色纱灯、绢灯、水晶灯、羊角灯。香船上，阵阵木鱼声响，而看灯船上传出的是歌声、笑声、箫鼓声、丝弦管竹声。两相应和，恍若天上仙境，人间胜会。一时，“人烟如沸，水面通红，至宵分始散”。

　　对于北塘香灯，明代王永积在他的《锡山景物略》中有着详尽生动的描述，并称“他邑未有也”。因为过了无锡之后，运河再也没有蓉湖这样宽阔的水域，这样的场面便不复出现了。

　　秦琦那一天放舟赏灯，自次日凌晨始才尽兴归家。日后，他在《惠山竹枝词一百首》中对当日情形多有描述。更为有趣的是，这些诗多以少女的口吻写就。诗中有云：“一带清溪落涧声，歌船酒舫遍纵横。行人两岸纷如织，都为萧娘作送迎。”“日午山头霁色开，游船多自北塘来。心知宝善桥边近，再把云鬓整几回。”“船头侍女髻梳双，频递新茶捧玉缸。报道山前香会近，美人纤手拓纱窗。”“游山画舫泊河塘，簏簌湘帘四面张。不待小舟能送酒，调羹妙手爱船娘。”“春宵处处起吴讴，月色灯光上绮楼。料得夜游人未散，三更犹是卷帘钩。”“溪桥争渡晚匆匆，并著船窗笑语通。归路不愁纤月落，北塘灯火照人红。”

　　｜陆 阳 文｜